小苏师傅

 我爸的故事说来话长。

一九七六年年末，他得到一个回城念技校的名额，那是天上掉下的寥寥几张馅饼中的一张。那会儿他当插队知青四年了，“工农兵学员”的历史尚未终结，靠“政治过硬”上大学比登天还难。退而求其次，能读上中专或技校，将来穿上一身神气的蓝灰色工装，做一名国营大厂的技术骨干，仍然是下乡知青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技校是市农业机械局办的，学制两年，他们那届有两个班，一个是机械加工班，一个是铸造班。机械加工意味着技术含量高、工作条件好的车、钳、铣等优越工种，铸造却意味着技术含量也许不低但工作条件较差的翻砂工。我爸幸运地分在了机加班。他用圆规画各种圆形弧形还是有一套的，用游标卡尺量机件的内圆外圆尺寸也很精确，可他一点不喜欢这些东西。铸造班对机加班很敌视，我爸却身在福中不知福。

技校的两年，校舍总不固定，至少搬过三次家，越搬离省城越远。课堂阶段很短并且断断续续，大半时间都用在下厂实习上。正规的技工学校应以阵地战为主，我爸他们的技校却一直在打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暂时借到校舍就上课，校舍没了便去实习。他们甚至在城郊一座碉堡似的废弃不用的古怪建筑里上了几天课，师生们进出都须弯腰，临时课堂的出入口像是稍大些的碉堡枪眼。

一九七七年年底，中断多年的高考又恢复了。我爸正念着技校呢，忽然发神经要报考音乐学院作曲系。插队年代他曾是十里八村闻名的文艺尖子，做过一年乡村小学的音乐老师，唐山大地震那段日子还参加过市文化宫举办的群众歌曲创作学习班。在技校他更是编编写写、吹打弹拉的能人，连铸造班最凶狠的大块头大江见到他，都丢下班际间的敌意，用“聂耳”称呼他：

“才去吃饭哪聂耳？”

“你们机加班那帮逼都欠揍，就你还行聂耳。”

“能喝酒吗聂耳？”

“你这大体格整一斤白的没问题聂耳。”

一个令人生畏的大块头张口闭口称他“聂耳”，时间久了就有一种暗示作用。我爸不想做技术工人，只想做聂耳那样的音乐家，考入音乐学院作曲系，每天写一首曲子，十年下来，扣除节假日和病休，至少能写三千首，是唐诗三百首的十倍。

我二大爷在音乐学院有个搞音响的哥们儿，强烈建议我爸考他们学校，在他的工作间放音乐磁带让我爸听，把我爸的得意之作拿给作曲系老师指点，我爸过生日他还送我爸一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总谱，并跑来跑去为我爸安排琴房，让我爸在里面叮叮当当砸了几天钢琴。好多作曲系的考生都有钢琴童子功，我爸童子时代却只吹过口琴。他倒是不服输地想做一名口琴作曲家（怎么说口琴也是多声部乐器，而那正是作曲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二大爷的哥们儿却告诫他革命热情代替不了科学态度，能砸几天是几天。钢琴自学把我爸折磨得面容憔悴，有童子功的人弹钢琴用的是人手，没有童子功的只能用鸡爪子。一个报考作曲系的人哪怕一支曲子没写过，只要他弹过几年钢琴就够了，因为钢琴曲里埋藏着作曲技术的全部奥秘和相当多的创作酵母。一双没摸过几年钢琴的手没资格去摸作曲系的大门，哪怕他脑袋里塞满了音符、旋律、术语、音乐史掌故和音乐家逸事。

（现在我懂了为啥我五岁不到他就带我去学钢琴，三天两头就因为练琴揍我一顿。）

但我爸还是不死心。中国最好的作曲家之一李劫夫也没有钢琴童子功，他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唱二小放牛郎》《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是个穷苦的小姑娘》《将军回乡来》《哈瓦那的孩子》《忘不了五月七日那一天》等好多歌曲却是不朽之作。

我二大爷的哥们儿大半年的热情鼓励算把我爸坑苦了。这不全怪他，我二大爷的推波助澜也难辞其咎。他对我爸说：“别人能做到的，你为什么做不到？你要这样想，即使只招一名也一定是你！只招两名你也一定能排第一！破除迷信！轻装上阵！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大半年过去了，他们渐渐意识到事情的荒谬性，决定尽快调整我爸的人生航线，在他走火入魔前，杜绝他对音乐学院的一切妄想。

我二大爷在一家国营大厂的宣传科挣钱吃饭，这个好饭碗是靠一篇文章谋来的。刚从乡下抽调到那家大厂，有个小干部模样的人让等待分配的返城知青每人写一篇感想。谁都嘻嘻哈哈，没当回事儿，照例去逛商店看电影，我二大爷却趴在临时住处的长条椅上写了半个晚上。几天后分配工种和车间，他直接去了宣传科。这还真非偶然，上小学时他就是三道杠的少先队大队长，还当过学校足球队的守门员，从“鱼跃”中悟出人生道理。什么叫“鱼跃”？就是冒险扑球。不那样更危险，扑了才可能险中取胜。我二大爷的一生常处于“鱼跃”状态，他也希望我爸不停地“鱼跃”，报考音乐学院即是“鱼跃”之一。可正当我爸就要起跳之际，又动员他停下来。那天我二大爷用宣传干部高超的语言艺术安抚我爸良久，提到高尔基和另外好几个“基”，还说了一句当年说者甚少的稀罕话：“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爸说：“我不考了还不行吗？我就做一个逃兵做一个狗叛徒还不行吗？”

我二大爷说：“就算你真要考，技校也不会同意的。你还是在读生呢。”

那年冬季，“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开始了，次年又有了第二次，但我爸始终处于局外。直到技校毕业前夕，他的大学妄想才死灰复燃。那起因于一次全市文艺汇演，我爸临时被借到农机厂文工团参加演出，在民乐队拉中胡，在男声四重唱里唱低音声部，还兼作曲和配器。有几个节目是大学生表演的，水平在整个汇演中也就中等偏上，但他们那股天之骄子的自豪劲儿却刺激了我爸。他们放开喉咙高唱：“我们是新时代的大学生，继往开来，豪情满怀！”这句穿云裂石的吼唱反复多次后，我爸的嗓子渐渐发干，脸上也冒汗了。他这才明白，考不考音乐学院不重要，重要的是成为“新时代的大学生”，“继往开来，豪情满怀”！

又一个节目开始了，来自各大专院校的几十名大学生在手风琴伴奏下跳起集体舞，都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抹着红脸蛋，舞步简单却充满青春活力。在不断变换队形的群舞中，一对漂亮活泼的男女大学生跳起双人舞，他们穿着鲜艳的哈萨克族服装，女大学生彩饰的圆帽上有一簇洁白的羽毛。他们跳得那样轻松优雅，笑得那样幸福甜蜜，做背景的大学生和台下观众齐声为他们按节拍击掌，他们又做了几个帅气的造型。

全场演出的真正高潮到来了，缤纷的色彩，醉人的音乐，天之骄子的狂欢场面。我爸坐在观众席上暗自发狠：“有一天我也要站在他们中间，同他们一块儿跳舞，一块儿振臂高歌：‘我们是新时代的大学生，继往开来，豪情满怀！’必须这样！”

“农机厂的历史还挺复杂呢，它的前身是国民党东北联勤总部所属的四○一汽车修理厂，专门维修军用汽车，而四○一厂的前身呢，又是日伪时期的满洲橡胶株式会社，生产军用橡胶。‘大跃进’以前，它曾叫过‘机械十九厂’，后来改为‘农业机械厂’。有十几个车间，条件最好的是工具车间，负责为其他车间生产各种工具、量具和卡具。它比其他车间都亮堂，窗户亮堂，照明亮堂，墙壁亮堂，机床亮堂，开机床的人也亮堂，难得见到几位上岁数的师傅，大部分都是相貌不凡的青工。如果那时候可以搞‘工人阶级集体选美’，拿金牌的肯定是工具车间。技校毕业前最后一次实习，机加班一部分同学被安排在了那儿，实习车工，我也是中间的一个。多年来我老是在想，如果当初，我没在最亮堂的工具车间实习，而是去了不那么亮堂的机修车间、冲压车间、底盘车间或发动机车间，后来的事情还会不会发生？或者，我去是去了工具车间，但没给小苏师傅做徒弟，后来的事情是不是也不会发生？

“那天同学们都有了岗位，就剩下我和扬子。男班组长先把扬子安排给一个红脸青工做徒弟，接着就转圈看。离扬子实习的车床不远也有一台C620车床，旁边有一个女青工正在忙碌，戴着护士那样的白色无檐软帽，蓝灰色背带裤工装外面扎着棕色的人造革围裙，手里拿着一个T字形卡盘扳手。男班组长走过去，对她说：‘小苏，就剩下这大个儿同学了，交给你吧。’她好像挺不情愿，如果允许她自由发表意见，她准会说不。这怨不得她，我人高马大，占地方也挡视线，换了我是她，也不会情愿。别的同学的师傅都为他们在工具箱里腾出了放衣服的地方，因为车间更衣室不能为实习生提供什么，我这位小苏师傅却没给我腾地方。我就备了一套肥肥大大的旧衣裤，上衣是草绿色，裤子是鼠灰色，还打着补丁。每天我赶到工作地点都把旧衣服套在制服外面，晚上下班时，脱巴脱巴又恢复了原先的模样。那套‘旧盔甲’我团成一团，随便找个缝隙塞进去了事。

“小苏师傅长得有点像新疆姑娘，眼睛挺大挺圆，就是稍稍发涩，后来我知道那是近视所致。她年龄还没我大呢，这是扬子的红脸师傅告诉扬子的，扬子又告诉了我。但我也得管她叫师傅。她取了个苏联名字，卓娅，不知道她还有没有叫舒拉的弟弟。五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卓娅和舒拉，姐弟俩都是苏联青年英烈，为反抗德寇英勇献身。姐姐是被绞死的，还不让收尸。弟弟怒而参加苏联红军，好像当的是坦克兵，最后也战死沙场。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事情。小苏师傅十多年后在中国降生时，按照当年时尚，她爸爸也为她取了那个苏联女英烈的名字。

“她话很少，通常都是自己闷头干活。如果我主动问：‘师傅，我干点啥？’她就向车床四周扫视一圈，勉强说些你把这个地方归拢一下，那个地方腾一腾，一会儿上料之类的话。如果我把什么都干完了，站在一旁瞧她在嗡嗡响动的床子上切削工件，她偶尔也会说几句‘手动进刀时，先浅点吃刀试探着，再逐渐加深，尽量别打刀’这类话。读技校期间，我实习过几次了，在一个小厂的机械加工车间跟一个男师傅早已学过车工活儿，他个头比我还猛，车床垫得很高。我成了他的徒弟后，全厂上下传为美谈，都说从没见过师傅、徒弟和床子都这么高的。时常有人过来和大个儿师傅闲聊几句，捎带着问问我的身高，‘爹妈都是大高个吗？会不会打篮球？这么高个儿不会打篮球？逗谁呢？你邹师傅可是俺厂男篮的主力，中锋！没事你跟你邹师傅也学学打篮球，别光学滚花和挑扣’。一个技校生需要掌握的初步的车工技术我都掌握了，而更高级些的车工活儿，车丝锥啦，挑蜗杆啦，挑丝杠啦，小苏师傅都很少碰到，我就更不用往上合计，只做我认为该做的，清洁车床，注润滑油，整理工作环境，洒水扫地，等等。有一天，小苏师傅在床子上为一个技术比较复杂的工件折腾了好久，一位中年女质检员来了几趟，用各种量具量完这里量那里，两个人还在工具箱旁对着一张蓝不蓝紫不紫的图纸说个不停。后来，她的活儿总算合格了，但心绪也完全搞坏了，理都不理我，接收了两箱毛坯工件后，又一声不吭地为它们做起粗加工。都是茶杯粗细、一拃多长的圆柱体，先把一个端面切削平整，露出亮晶晶的白茬，再把圆柱表面生了锈的外皮削掉，缩小几毫米。下班前，她干完了少半箱，始终没话。我也不说话，就悄没声地为她续毛坯，再把她粗加工好的工件放回木箱里。

“第二天，她来得晚了些，出现在我面前时，仍然是一身工作的装束。她打开电源，打算接着把那箱活儿干完，可一低头，见箱里的工件全都亮晃晃的了，整齐摆放着，便对我说：‘哟！你全干完了？’她拾起一个，拿过游标卡尺量起来，接着又拾起一个，继续量，总共拾了不下四个。我可以埋头干上一整天初加工的重复劳动，从不嫌腻味。那时刻机声隆隆，卡盘飞转，刀具接触褐色圆柱体毛坯时，哧哧尖叫，火星飞溅，就像在削土豆皮，一长串螺旋形陈腐外皮削去以后，新鲜的肉显露出来。我很享受那样的时刻，但我更享受一个师傅开始拿你当徒弟的时刻。小苏师傅忽然问我：‘你手怎么了？’我当然知道怎么了，为了尽快干完那箱活儿，我的右手掌边被一个工件锋利的棱角剐了一下。我早感觉到疼痛了，也并非不在意悄悄渗出的血，但小苏师傅一问我却开始逞能，拒绝向一位娇小的女子出示伤口。她走过来，抓起我的手看。血已经凝固，真的没什么大碍，但她执意把我押送到车间医务室，做了处理，卫生员还用雪白的纱布把我的手包起来。师徒二人在众目睽睽下回到岗位后，我打算把第二箱活儿也干完，她几次阻止我都坚持，后来她就不见了。过会儿她捧着一只大茶缸，来到我面前，命令我停下来喝水。‘喝水’？对，她就是这么说的。但我一喝，哪是水呀？是厂里自制的加了盐的保健汽水！还挺凉的，爽口极了。她逼着我把大半茶缸汽水全部喝光，我做到了，接着就开始打嗝儿，一面向对我坏笑的扬子做鬼脸。

“扬子英俊高大，多才多艺，却又谦逊温和，和我在技校时就是要好的朋友，很多话题都能谈得来并深入进去，还一块儿打排球，玩乐器，纵论天下。有一年夏季，我俩一人买来一把廉价小提琴，天天晚上在蚊虫叮咬中一起锯来锯去，一锯便是几个时辰。当年流行的大部分电影音乐都被我们一一锯过，少有漏网者。扬子的红脸师傅最近活儿不忙，常有位哥们儿过来窃窃低语，他就很懂事地回避开，到我这里闲扯几句。他告诉我，他师傅说小苏师傅在车间里清高是出了名的，基本上谁也不搭理，能对我这样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那天下班时，我刚要把脱下的旧衣服塞进哪个耗子洞，小苏师傅忽然不答应了，非让我把油污点点的一团烂布放进她的工具箱。我不干，她急了，说：‘你还是不是我徒弟？’我当然得说是了，她就说：‘那好，把衣服给我。’我还在犹豫，她一把抢过去，放进她腾空的一个格子里。这下我才得以一睹她那精致的工具箱，实在是整洁清新，连味儿都好闻，我那身破衣服真不配待在那儿。

“下班时我从没见她像别的女工那样，摇身一变成波浪头、一身时髦衣装，铃声一响便带着小跑往家赶。之前我帮她收拾完残局，把床子的灰色床身、主轴箱、溜板箱、刀架、进给箱，银色的导轨、光杠、丝杠什么的擦得一尘不染，把地上扫得一个铁屑也没有。再想做点什么时，她便强令我马上回家。还是扬子从他师傅那儿听说又告诉我的：她原来是个心气很高的大学迷，已经考了两年理科，都没考中，分数却越来越接近。人们背后都叫她‘大学漏子’，她听说后也不生气，倒挺自豪地说：‘有能耐你们也考一考啊。’每天下班后，她都在车间里找个清静角落，复习一个多小时，直到上夜班的重新启动机器。她爸爸是名外科大夫，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中苏关系破裂后，好多起了苏联名的中国孩子都把名改了，再难见到卓娅和舒拉的痕迹。这种配合政治形势取名再配合政治形势改名的风气几十年来颇为盛行，小苏师傅的爸爸却没把女儿的名字变来变去。单凭这点即可断定，他是位可以信赖的好大夫。小苏师傅如果也考上大学，做个父亲那样拒绝变来变去的知识分子，对国家不是坏事。

“‘你也应该参加高考啊！’有一天她对我说。这倒正中我下怀，我满脑袋想的可不就是这事嘛。但她提醒我注意车间的规矩：上班时间不准看书。即使由于加工程序、生产周期等原因你暂时停工待料，也还是不行。车间二楼的管理层时常有人下来巡视，如果他发现你在读报纸杂志，倒不会太难为你。但如果你读的是文化课本，明显在为考大学做准备，他的脸就拉得老长，车间主任没准也要找你谈话。因为这意味着你不安心本职工作，想从这个光荣集体叛逃。这个光荣集体培养你造就你，你却把它当成实现个人野心的跳板，这说不通。车间的领导们不喜欢这个。小苏师傅就遇到过这类麻烦。有段时间她停工待料，就站在工具箱旁读起数理化课本。远远望去，这个戴着白色无檐帽的女青工坚守在岗位上，心无二用，虽然C620车床的卡盘并没嗡嗡旋转，但只要上一道工序的工件一到，机器即刻会启动。她一直在目光下垂和目视前方、用心读和装作没读之间回旋着。那天她大概入了佳境，几道难题攻克后，一高兴便放松了警惕。她的目光低垂得过久，直到余光里出现了一双大脚。是车间主任大老涂。他对小苏师傅一向挺好，但还没好到容忍她背叛这个光荣集体。大老涂批评了她，她辩解说：‘我这几天没活儿嘛。’大老涂说：‘你可以做做机床保养啊。’她说：‘昨天刚做完。’大老涂说：‘那就钻研一下技术。’她说：‘这不正钻研呢吗？’她指了指身边的技术读本。大老涂说：‘你看的不是这个吧？’她说：‘人家干啥的都有，您就只盯我一个人。’大老涂说：‘人家没看高考书啊。’她说：‘行啦，我不看就是了。’大老涂说：‘以后注意点影响。’她说：‘我已经不看了！’

“小苏师傅告诉我，在车间复习要有点招法，比如把技术读本压在复习课本上，不要总低头，要善于用余光读书。

“我倒没有她那样的麻烦，我只是个实习生，看不看书人家也不太在意，再说我还为工具车间做过不少贡献。我曾为他们出过一期配合某个节日的黑板报，用彩色粉笔画了一对随风倾斜的大红灯笼，又点缀了些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在预留的空白处用一些豪言壮语组成了厂房、拖拉机和大烟囱的形状，看上去琳琅满目，热热闹闹。我站在椅子上挥霍粉笔的时候，工具车间的干部群众男男女女在我身后来来往往，于是我成了车间人常说的‘技校那大个儿’。还不止这些。一天中午，脱产的女团支书在我们班副班长的陪同下找到我，希望我利用午休时间为大家教教歌。我就知道又是副班长多嘴了，小声对他说：‘你又把哥们儿递出去了。’他笑嘻嘻地说：‘能者多劳嘛！’

“每天一个多小时的午休对我太重要了，但已经没法推托。工具车间大唱革命歌曲活动虽然是团支部牵头，别的年龄段的师傅们也都参与进来，甚至外车间的人也来了一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工人阶级太喜欢唱歌了，好多个中午，师傅们吃完午饭，都兴致很好地集中到工具车间二楼会议室，由我教那会儿的‘流行金曲’。每一首新歌我都提前把谱子抄在一块竖起来的黑板上，到时候用小木棒指指点点。今天我仍为自己骄傲，是我教会工人师傅唱电影《黑三角》主题歌的。满屋子东方红-28马力拖拉机的生产者，齐声高唱‘唱亲人边防军，军民鱼水情意深’，那场面可不是轻易能碰到的。他们不再是我毕恭毕敬称师傅的前辈了，都成了一群活泼单纯的孩子，晃着脑袋，放开喉咙，歌声和目光那样质朴动人。每次我都是先教他们唱谱子，趁机多给他们灌输点乐理知识。我频频说着音乐术语，八分音符啊，十六分音符啊，附点音符啊，休止符啊，切分音啊，小节线啊，他们眼睛都瞪得大大的。那个抒情的年代，谁不想成为一个会识谱的人哪？教完了谱子，我再套上歌词一遍遍教下去。工人阶级喜欢听风趣的人话，不喜欢听乏味的官话。我得适应他们，边教边夹杂些小幽默。气氛更活跃了，他们边学唱边议论：‘技校这大个儿挺有意思啊。’我的小苏师傅也坐在人丛中，但她只是偶尔看一看我，很多时候都低下头。众声齐唱时，她偶尔也张一张嘴，可我敢肯定，她只是礼貌地做做口型。如果教歌的不是她的高徒，她恐怕连口型都懒得做。《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这首歌的结尾有一个渐慢也渐弱的‘哎’字，师傅们唱得太过直白，我就请他们加个上滑音。他们唱得仍不够理想，豪放的工人阶级不适应小资情调的上滑音。我为他们示范了几次，提醒他们上滑音要轻柔一些，点到为止，不要像车老板吆喝牲口。他们放声大笑，很快便得了要领。最后一遍合唱时，我用丰富的表情和手势指挥，他们完全进入了状态，结尾那个‘哎’字也达到了上佳效果。歌声刚一结束，他们热烈击掌喝彩，为我，也为他们自己。

“有一天下午，小苏师傅不在，我自己在床子前闷头忙着。一会儿我觉得，有个人站在了我身旁。我一抬头，嗬！是个连鬓胡子的大个子，人见人怕的车间主任大老涂。他嗓门粗大（也许机器全关了能小些），说小秦哪！我说我姓林，他有点不高兴，好像我还是应该姓秦，问这期黑板报是不是我出的，我说是。那西边墙壁上那条大字块横幅‘大干苦干拼命干，实现七九开门红’也是你写的吗？我说是。他说简化字推广这么多年了，你还写繁体字，‘干’啦，‘实’啦，‘现’啦，‘开’啦，‘门’啦，‘红’啦。我说以后我不写了，他说不过繁体字的确比简化字好看，问我毕业了，想不想留在工具车间？我说想，他说想就对了，这么好的车间，别说农机厂，就是整个工厂区也数一数二。好好干，争取留在工具车间，这不比考大学好？大学毕业了你还不定分哪去呢，我不信你还能进这么亮堂的车间，对不对小秦？我说我姓林，他口气很冲地说我知道你姓林，你方才说过了。那为啥我总叫你小秦呢？我说可能有一位姓秦的师傅跟我连相。他说一点不假，工具车间原先是有个小秦，个头儿跟你差不多，你比他猛一点，他也戴眼镜（他用两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做出两个圆圈，在眼前模拟着眼镜），车间的黑板报和大标语都是他写，后来就考大学走了。他叹口气说，我就不明白工具车间到底有啥对不住你们的地方？我说没有。那为啥总想考出去？我指的不是你，是小秦还有你师傅。你是个好小伙儿，能出黑板报，写大字块，还能教歌，工具车间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好好干吧，别学你师傅，总想考大学，脱离工人阶级队伍。

“那年秋冬之交，我们就要从技校毕业了，在工具车间的实习也到了尾声。车间为我们设置了一场车工技能测试，时间是半小时。之前小苏师傅特意为我用电动砂轮磨出好几把车刀，用于车削外圆、锥面、螺纹（‘挑扣’）等几种测试，每种都有一套备份，刀刃全部锋利无比，锃光瓦亮。她打听出试题中加工工件的尺寸，提前为我把那个圆柱体的粗加工完成了，只在外圆和锥面上为我留了点加工的余地。‘挑扣你就得自个儿完成了，但这活儿你一直干得挺好，按平时那么来就没问题，时间够用了。’她为我设计了一套加工程序，主考官下令后，我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甚至刀架、备用车刀、卡盘扳手和游标卡尺等放在什么位置，都替我想好了。按照测试规定，工件不能事先在卡盘上卡好，可为了再为我挤出点时间，她先把那工件在卡盘上卡好，再稍稍松开，取下，放在最近的地方，还让我上手试了下。

“下午，开工铃响不久，我们的技能测试也要开始了，监考的车间干部让师傅们尽快离开，其实他指的就是小苏师傅一个人，别的师傅早都不在了。她好像比我还紧张，最后却说：‘你不用紧张，这对你根本不算什么，记住那些程序。我走啦。’我目送她离开后，埋下头，用眼睛过了遍程序。一会儿我听见监考的车间干部吆喝：‘小苏！你咋又回来了？’她说：‘我取件东西。’我抬起头，她没看我，哈腰在工具箱里翻了翻，把什么玩意儿塞进衣兜，回身往外走。经过我身边时，小声说道：‘他们都没你准备得好，祝你成功！’很快地，那顶白色无檐帽像小船一样漂没了影，开考哨音也响了。”

后来我爸就从技校毕业了，还评上了三好学生，分配到全厂最亮堂的工具车间，在一个角落里的维修班工作。经常是大家下班后他们才上班，很少见到小苏师傅了。但赶上正常班时，也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她从龙门刨床和工具箱间绕过来，摊开一张纸问我爸：“权力和权利到底区别在哪？你能说说吗？”我爸说权力就是“你可以合法地支配别人”，权利则是“你只能合法地支配你自己”。她说：“大老涂不让我复习是在合法地支配我吗？”我爸说：“如果在单位，而且是工作时间，那就是。但如果你午休时或星期天在家里他还这样，那就不合法了，就叫滥用权力。”她说：“因为我中午和星期天可以合法地支配我自己，是吧？”还有一次，我爸跟老师傅临时去修一台床子，经过她那里时，她叫住了我爸，送给他一张电影票，是最新上映的国产故事片《不是为了爱情》。她说她很想看这部片子，但那天实在有事。“你去吧，票别糟践了。”那已经是第二年初夏，离高考不远了。当年的人们特别爱看电影，尤其是国产新片，这部片子就更吸引人了，讲的是一场跨国恋情，并且拥有“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吻”，虽然它声称“不是为了爱情”。后来的《庐山恋》也标榜自己的“吻戏”，但女主角只是用嘴唇贴了男主角颧骨上的汗毛四分之一秒，《不是为了爱情》的男主角可是正儿八经地吻了外国美女的嘴。

那天我爸去晚了，进场时灯都灭了，好不容易摸黑挤到座位上，却发现右边有双眼睛在盯着他。原来是扬子的红脸师傅的哥们儿，工具车间的铣工，一手捧着一个三角形纸口袋，像捧着两支火炬。他人比较清瘦，长着一张白脸，梳着小分头，平素穿着挺讲究，上身是米色夹克衫，下身是蓝灰色哔叽裤，脚蹬白底黑边懒汉鞋，上班骑一辆26式飞鸽牌坤车。红脸青工人就糙了些，穿戴都不大讲究，上班骑一辆很旧的28式横梁谁知道什么牌的自行车，家境明显要差一些。白脸青工去红脸青工那儿闲聊时，经常向我爸这边瞧一下，在车间跟我爸相遇每次都主动点头示意。我爸出那期黑板报时，他在我爸身后看了好久，还竖起大拇指。

“这么说，咱们成情敌啦？”他说，脸上跳动着银幕的光影。

“什么什么？”我爸惊讶，“什么情敌？”

“师徒间谈恋爱的不在少数，可最终发现不合适的也不在少数。”

“老天爷。”

“一般来讲，男师傅和女徒弟成功率更高一些，女师傅和……”

“我没和我师傅谈恋爱！”我爸压低声音嚷道。

“我也相信你没在谈，”他强调了“你”字，“你们的确不合适。你自己觉得呢？”

“我干吗要觉得这件事？”

“听说过师徒如父子吗？”

“我倒是没听说过女师傅男徒弟如母子。”

有人提出抗议，他们静下来。

“行，兄弟，”过会儿他又嘁嘁喳喳地说道，“只要你没跟你师傅那什么，那咱们就还那什么。来，嗑瓜子！”

他把左手上的纸口袋递给我爸，我爸婉拒几次，不得已接过来。黑乎乎的电影院里一片咬啮之声，仿佛无数只老鼠在集体出席盛大的晚宴。我爸不习惯同时享用精神食品和物质食品，礼貌性地嗑了几枚后，不再继续，专心看电影。

白脸青工消灭了他那袋瓜子后，把空纸口袋丢在地上，用手擦擦嘴，拍拍身子，干咳数声，清理好了嗓子。我爸把手上那袋瓜子递给他，他看了下，接过去，又嗑起来。

银幕上的男女主人公不负众望，真的接吻了，在公园的草地上，两个人坐在一块儿，屁股底下垫着花塑料布。他们是一点点凑近的，眼神渐趋火辣，时尚的电子音乐颤悠悠地为他们伴奏，密无间隙的嗑瓜子声都暂时中断了。

第二袋瓜子嗑完，白脸青工喃喃低语着，好像说给我爸，也好像没有：“我们家三代单传，我上面有四个姐姐，全嫁出去了，我的四个姐夫都混得有头有脸儿，其中一个是五代单传。我们家底子很厚，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一样不会差，全套的水曲柳家具也没一点问题。我爸是正科长，我妈是副科长，但她们那个科没有正科长。我也可以复习考大学，别以为我就不能考。考不了理科我还考不了文科吗？不就是读几本世界名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