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告密者

 天气热起来，高考开始报名，厂教育科进进出出的全是做大学梦的适龄青工，我爸却远远望着那里止步不前。教育科长肥头大耳大嗓门，平时爱说爱笑深入群众，酒量也很好，现在威严得像一颗原子弹，左手叉腰，右手指着负责登记的干事们，喝令他们按照规章制度严把报考关，不允许出现任何纰漏（原子弹可不是吃素的）。

我爸在教育科附近的走廊上来回溜达，心怀鬼胎，一条新规定把他的报考计划打乱了。新规定要求技校生毕业两年以后，方可报考对口专业。他毕业还不到一年，想考的也不是对口专业，高考年限恰恰又卡在他就快到了的二十五周岁。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两届高考都无如此规定，否则他才不费劲巴力地复习哪。他已是国营大厂的堂堂工人阶级，工种又好，何必非把挺好个脑子塞满复习题？一九七九年的气候变化有些诡异，“上面儿”好像对过去两年的高考热潮已经厌倦，现在他们改主意了，开始设置门槛。教育科长率全科上下严阵以待如临大敌，视每一位报考人为潜在的偷渡者，也一定代表着“上面儿”的厌倦。

这时候，又一个不幸的人物出场了，他就是扬子。原来他也想参加高考，一直在为考理科偷偷复习。他数理化底子不错，母亲又在大学教党史，政治他也蛮有一套，谈起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托洛茨基、考茨基什么的口气不再谦逊。可那条新规定把他也给治了。

我爸对当年报考程序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好像是先在所在车间开一份资格证明和思想品德鉴定，然后到厂教育科开介绍信，盖章后方可去区招生办申请准考证。至于哪个环节填的登记表，他就记不得了，但至关重要的是那枚大红公章。工具车间对他和扬子都挺够意思，头头们没听说那项对他们不利的新规定，一路放绿灯，就剩下厂里最后一道关口了。报名阶段即将结束，可他们揣着两份证明和鉴定材料就是不敢跨进教育科半步。

小苏师傅从教育科里走出来，见到我爸就问：“报上名啦？”他刚想摇头，又换成了点头。她说：“最后的冲刺也很重要。但最后一天只复习半天就可以了，适当放松放松。”

她走后，我爸他们从前的技校班主任来厂办大楼办事，见他俩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样子很惊讶，当年他们在技校夏夜锯琴时可不是这般模样。班主任曾是农机厂的科室人员，后来去技校任教，弄明白他俩的苦衷后，对高教部的新规定表示了极大的不屑，还独到地发现了本规定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不公。如果一个人中学毕业了就进技校，技校毕业时最多二十岁。当年是十年一贯制，中学毕业生一般都十七八岁。技校毕业两年后，他也就二十一二岁，考大学正当年。可你们不一样啊，在农村修理了好几年地球，念完技校都老大不小了，哪还有两年的时间？这狗屁规定到底啥意图呢？不鼓励太多的人考大学，怕考场装不下？或者不想让雨点都砸在少部分人脑袋上？已经念了技校，还念什么大学？要不就是为了照顾工厂的利益，稳定工人阶级队伍？可有几个人真能考上啊？让他们试一试天能塌下来吗？真是搞不明白。大官儿们做的决定底下老百姓永远也搞不明白。昔日的班主任也当过一年零几个月的知青，后来幸运地戴上大红花，在锣鼓声中参军走了。他没忘记自己曾是“六八届”老知青中的一员，仍站在知青立场打抱不平。几年后，在全国知青的努力下，国家劳动人事部根据上级批示，承认了他们那段经历，所有知青参加工作的年限都从上山下乡开始，以后无论上大学还是读研，一律计入连续工龄。可是一九七九年，这项决策还没出炉呢。

昔日班主任的眼睛忽然亮了，他告诉我爸和扬子不要再打三楼的主意，教育科一旦走进去无异于送死，一点回旋余地都没了。应当迂回作战，学习智取威虎山的经验，智取而非强攻，前山不行走后山。他领他们去了二楼。

二楼正对着楼梯有一间大办公室，门大敞四开，里面只有一位女同志在忙碌。他们在走廊上密谋着，班主任低声说不就差个介绍信吗？教育科的介绍信是介绍信，厂办的就不是吗？我爸和扬子担心区招生办只认教育科，不认厂办，班主任说完全有这个可能，但或许还有另外的可能，只能试试了，撞撞大运。厂办的介绍信要是好使，算你俩有上大学的命，不好使也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吧。班主任毕竟在厂里待过，同各科室的人即使没熟透，也半生不熟。他先满面春风地走进去，和那女同志你一句我一句忆起峥嵘岁月，一会儿便向候在门外的他俩使眼色，我爸和扬子即刻满脸堆笑地进了屋。苍天真是有眼，厂办的神仙们那天都出去搞活动了，就剩下这位信息不灵又很随和的女同志。也许她刚刚休完病假。她一见材料上车间头头们为他俩签的字，又有班主任的担保，就放松了革命警惕性，哈腰在一只抽屉里找介绍信和圆章子。但一会儿还是抬头问班主任，真是由厂办出手续吗？班主任答得挺巧妙：“厂办可以出。”她放心了，为他们开好介绍信后，打开印台，用力蘸着印色，盖上圆溜溜的大红公章。他们捧着天赐的材料千恩万谢，女同志说：“客气啥？你们前途无量，考上大学可别忘了农机厂！”说着还送了他们几步。下楼出了厂办大门，我爸和扬子又对班主任千恩万谢。不是眼睛太多的话，他们都想给他跪下。班主任一挥手说：“别啰嗦啦！赶紧去招生办，夜长梦多！”

他们立马跨上自行车，揣着早备好的一寸免冠相片一路狂骑，火速赶到区招生办。排队的人不多，本该欢喜，可毕竟心里有鬼，倒怀念起拥挤不堪的状态来。他俩战战兢兢等候着（我爸排在扬子前面），不时偷窥一眼别人的材料上都盖的什么章。招生办的人却并不多事，很快把手续给他们办好了。当时填没填登记表记不得了，但一定有这个环节。他们填写“个人简历”都没提技校那一段。

骑车往家走时夕阳大好，我爸和扬子相视一笑却并不甜蜜。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准考证能不能到手还两说，到手了能不能考上也两说，考上了能不能去上仍然两说。人生中有太多的“两说”，想开怀大笑可不容易。

我爸和扬子还真收到了准考证，两个人在区招生办狡猾地留了家里的地址。从厂里走正规程序的考生大概都由教育科统一发放准考证。

高考前一天，他和扬子决定丢开复习题，彻底放松一下，第二天轻装上阵。他们游了一场泳，看了一场电影，喝了一顿酒，一人至少四瓶啤酒，折腾到挺晚了，才打着酒嗝儿互相祝福，各回各家。

我爸本指望夜里睡个囫囵觉，可没想到身体疲乏得很，记忆力却忽然好起来，他不想事，事想他，多少年的陈芝麻烂谷子都浮上来，还伴有大量复习题碎片。白天他和扬子一个猛子扎进游泳池便游个不停，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口气游上几千米不歇气的本事，那天为了消耗体力晚上多睡一会儿，比平日游得更久，几乎是规定的一个半小时到了才上岸。可现在，扬子不知怎样，他却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直到后半夜两点多才勉强迷糊过去，四五点钟又醒了，统共睡了不足三小时。不过走进熙熙攘攘的考场大院时，他觉得自己的状态还挺好，只是心跳得比平常快了点，但远没到“就要从肚里蹦出来”的程度。

考场设在工厂区一所中学里，来考试的人很多，各行各业好像都有选手，年龄也参差不齐，应届的中学毕业生占相当比重。正是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城市中学毕业生强制性上山下乡永远成为历史，他们是第一批幸运儿。自行车密集地停在操场上，好多角落里都有人把复习提纲扣在胸前，嘴唇动个不停，眼睛直勾勾，朝向哪个高处，好像这会背得更牢。他们把没在背题的人搞得很烦，紧张之外又加上了自责。

理科在别的考场，小苏师傅和扬子见不到了。我爸来到指定教室，时间还早，考生们都凑到教室后面，听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讲天下大势。他的眼镜架是七十年代中后期的流行款式，只有上面一半黑边，下面就没了，显得特上档次，我爸的全黑色塑料框眼镜被比得又老又蠢。人家也的确配得上那副漂亮镜架，说出话头头是道，对国家当前的局势和未来的发展时有妙论，还从容镇定，没一句口头语和废话。我爸听着听着，就有点发毛，觉得人家真是不得了，恨自己功夫不到。他不时引用邓小平的话，却不像民间那样直呼其名，都要加上小平再次复出后的职务，“邓副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说了什么，“邓副主席”在接见外国记者时又说了什么，神情十分崇敬。

监考老师抱着卷纸进了屋，让大家各就各位，把准考证放在桌子左上角，准备考试。我爸在靠南窗那趟的第二个位子上坐定，从窗子可以望见远处的大烟囱和一排排高高的厂房。这时从外面匆匆走进两个考生，正是工具车间的白脸青工和扬子的红脸师傅，他们的位置在教室后面，中间的最后一座和第三趟的倒数第二座。我爸扭过头向他们点头示意，他们也微笑着点头回敬。紧张的大考时刻有熟面孔在同一考场，对谁来说都是高兴的事情。

教室门冷不丁被推开，三名戴红胳膊箍的工作人员突然闯进来，为首的人个子很高，五十岁上下，神情严肃，他一一打量教室前几排桌子左上角的准考证，还瞧瞧证的主人。很快他来到我爸的桌前，看了他一眼，向他的准考证侧下身。我爸屏住呼吸，强作镇静。他在等对方讯问，之后下达逐客令。高考题指不定多难呢，就是让他考也不见得能考好。现在离开考场倒也不赖，马上回家，休息几天就上班，从此永远安心本职工作。

大个子头头却走开了，一个女工作人员把他叫过去，他们围住中间那趟第三个位子上一个戴眼镜的女考生。她的齐耳短发和眉毛都很黑，穿着紫红色碎花衬衫和蓝裤子，大约二十三四岁吧。她战战兢兢地起来，对他们小声说着什么，大个子头头更为严肃地说了几句话，她欲言又止，脸红到脖子根，收拾好书桌上的考试用具，装进书包，随他们离开了考场。

教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考生们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女考生邻桌的人告诉其他人，她是个技校毕业生，因为毕业不到两年，考试资格不够，就被清场了。大概是有人揭发吧，工作人员来得也真及时。这个说法很快传遍了，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白脸青工和倒数第二排的红脸师傅也在议论。当我爸听到“她是个技校毕业生”这句话时，头顶好像炸响了晴天霹雳，脸也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

预备铃响，监考老师宣布考场纪律后，开始发卷纸。我爸摘下手表放在右桌角，往两边太阳穴上抹了风油精，一会儿瞥一眼门口。以前他常说别人贼眉鼠眼，现在这词儿得用在他自己身上了。

正式铃响，监考老师下令开考，考生们迅速抄起笔埋头答题，教室里一片死静。和全国历年高考一样，第一天上午都是考语文，但那一年第三天下午才考外语，分数也只做参考。语文试卷总是布满陷阱，似是而非，让历届考生出考场时都面露喜色，而最后的分数却比预想的低很多。

“我的水平也的确很‘洼’，‘盘桓’‘毁誉’这几个词儿我在考场上才第一次接触。我的语文只得了六十九分，这出乎我的意料，它好像只是为了用尾数‘九’来呼应一九七九，却跟我一向良好的自我感觉不符。三天的考试，每一阵皮鞋铁掌的声响，每一串探照灯一样扫来扫去的目光，都足以让我魂飞魄散。那个戴眼镜的女考生先被一记冷枪撂倒了，对准我的那支狙击步枪又藏在哪儿呢？但我不能拿这些为自己开脱，亏我还是学生时代的语文科代表、知青时代的乡村语文老师呢。

“每科考试我都是最后一个离开考场，每张卷纸都被我答得密密麻麻，交卷时都觉得比原先沉了。即使题目完全陌生，我也决不放过，以蒙上算蒙不上拉倒的原则死缠烂打，生拉硬扯。一位对高考深有研究的中学老师告诉我：政治套话是制胜法宝，尤其是报纸广播上重复率最高的热门政治套话。除了数学和外语，你把它们往任何考题里套都不能算错，因为这是官方正在提倡的东西，判卷人多少得给你几分。

“我想和那俩同厂青工结伴走，可他们每次都早早就退场了。”

九月初，我爸上大学前，回到工具车间向维修班的工友们一一辞行，之后去了二楼的车间主任办公室。大老涂先是用铁掌把他的手握疼，之后说：“行啊小伙儿，真人不露相，我光顾盯你小苏师傅了，你倒蔫不唧儿地考上了。一条大鱼潜伏在工具车间，我一点也没察觉（读成‘脚’）。好吧，你走你的阳关大道，俺们继续走俺们的独木小桥。但你书念得再大也别忘了工具车间！”停一停他又说：“唉，忘了就忘了吧。”我爸好没意思地跟他告别后，刚要离开，他喊了一嗓子：“回来小林！这回我没叫错吧？”他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左翻右翻，找出一个长方形的有机玻璃小盒，递给我爸，说：“也没啥好送你的，就送你管笔吧，好好念书，将来成大器。”我爸鼻子有点发酸，说：“谢谢您，涂师傅。”他说：“你别看这盒有点旧了吧唧，笔还一直没用过，是我七六年评上先进生产者得的奖励。我最想得的是脸盆或者茶缸，倒给了我一管笔。奖给你才最合适。”

从二楼下来，我爸又去和小苏师傅还有扬子告别，但已是午休时间，他们都没在。他回到厂俱乐部，文工团的一帮哥们儿拉他出去喝了通酒，欢送他。八月初他就被抽出来脱产排练，每年九月到国庆节前后，市里和厂里都要举办各种职工演出活动，可惜他不能一一参加了，好在他新创作了几个表演唱和小合唱节目，算是最后的贡献吧。喝酒回来，一位女文工团员告诉他，小苏师傅来俱乐部找过他，见他不在就走了，让他下班后在厂子大门口等她一下。

五点多一点，我爸离开俱乐部，来到大门口，在下班的人流中寻觅着。有人在他身旁喊了句什么，他扭过头，愣住了。是个漂亮姑娘，梳着翘翘辫，穿着时髦的格上衣、女士直筒裤和高跟鞋，亭亭玉立。正是小苏师傅！我爸还是头一次见她这样的打扮呢。

她在黑色拎包里找出一件东西，递给我爸。是个笔记本，皮是黑色硬壳的，书脊是红色的，挺大挺厚也挺沉。“留个纪念吧小林。”她说。所有年轻人都称我爸大林，她却一直称我爸小林。

那一年，她的高考成绩只低于录取分数线十一分，是她高考生涯的顶点。一九七七年她差了二十六分，一九七八年她差了十九分。我爸说：“师傅，明年你准行。”她摇头说：“我再也不考了，老啦。你能考上真太好了，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这到底有多好。厂里像我这样的不少呢，连考几年了，谁都不甘心，可那有什么用？我们就是没这个命，不认也得认。”我爸说：“师傅，我想请你吃顿饭。”她说：“算了小林，别花那钱了。你记着农机厂还有个小苏师傅就行了。”她看了下表，说：“再见吧。”

我爸也说了声“再见”，跨上自行车，向斜阳相反的方向左转过去。骑到对面慢车道上，他停下来，脚点地回看厂门口。小苏师傅还站在原地，远远地望着他。我爸向她挥了下手，她也还之以同样动作。

“那个神秘的电话打来以后，我白天晚上都在想：到底谁是告密者？白脸青工和红脸青工有重大嫌疑。戴眼镜的女考生被扫地出门后，他们很快会联想到我这个‘技校大个儿’。但两位跟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一直保持友好的点头之交。我自幼喜爱《水浒》，常把红脸青工想象成梁山好汉‘赤发鬼’刘唐，白脸青工倒有些像‘白衣秀士’王伦，他或许能动害我的心思，但好汉刘唐会做他的帮凶吗？即使他俩都想向我使暗器，也不会不顾忌后果，我完全可能猜到他们。一旦我被大学踢出去，总得干点什么吧？除非他们是一气之下匆匆写下的匿名信。那就更讲不通了，我的成绩是自己一字一句考出来的，他俩气从何来呢？得知他俩也参加高考后，我还打听了他们复习的情况，红脸青工没吱声，白脸青工的回答却让我有些吃惊，他说他们也就复习了十几个晚上，请什么人押了几道重点大题，两个人偶尔对一对题，仅此而已。‘文科比理科好考，万一撞了大运考上了算捡着，考不上也不搭啥，反正都有了不错的工作。’他们哪里像我和扬子那样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呀？

“扬子？我猛然间像触了电一样，会不会是他干的？他这次没考好，与大学失之交臂，现在正是情绪最恶劣的时候，连祝贺我高考成功都没有。一个人最低落的时候更容易迁怒于人，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没错，我们是技校的好哥们儿，但那管不了一辈子。有时候不是好哥们儿事情倒还简单，否则各方面就都要整齐一致，装束要一样，派头也要一样，吃饭一块儿去，上厕所都统一行动。我们念技校时不就是一人先买了把廉价提琴开始锯，另一个也照此办理的吗？那么后来，一个人上了大学，另一个却没考上，他会怎样呢？可不可能产生奇怪的念头？

“我太不希望扬子是告密者了，如果真是他，这世界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林家至少保持了三代的家风是既不害人也不防人，我宁愿不上大学，也希望这个世界还能有最后几个人，你在他身边熟睡，不会不再醒来。我不愿意相信扬子这个好小伙儿（既有女人缘也有男人缘）会因为自己没如愿，就朝我下家伙。

“你奶奶却不这样看，扬子后来进了厂里的电视大学（小苏师傅也是），你奶奶对他的怀疑不知怎地传到他的耳朵里，一个星期天他特地跑到你奶奶家，试图向我解释。气氛不可能愉悦，但还算不上尴尬，只是让人百感交集。他没考上正式大学，降格以求进了厂里的电大够闹心的了，现在友谊又出现了问题，他显得苦恼又委屈，还隐约有一丝优雅与温和的人克制的愤怒。他声音很低地对我说：‘大林，我不想辩解什么，也的确没办法辩解。这种事反正也说不清楚。就算我说我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有什么意义呢？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是一笔良心账，只能靠你自己判断了。我们的友谊才两年多，就是再长也说明不了什么，友谊可能最不值钱了，它保证不了任何东西。你要是相信我，我就没白跑一趟。不相信的话，我也没什么办法。’

“扬子的话让我无地自容，我只纠缠自己的委屈和倒霉了，却没考虑这样的猜忌对他是否公平。不过我总算如释重负了，说：‘对不起扬子，我家人错怪你了。但这不是我的想法，你也要相信我。’

“扬子口气坚定地说：‘我相信你。’

“一切都反过来了，希望对方相信的换上了我。而扬子对我的信任超过了我对他的，这让我再次深感愧疚。我们在友谊史上最简短的会面后握手告别，友情好像还没受到腐蚀，第三年夏季我们在高考前一天游过泳的泳池穿着三角泳裤邂逅时，面对对方的胸大肌和肱二、肱三头肌，聊得依然亲切，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但从此我们再没见过面，多年后扬子已在日本定居的消息也是别人告诉我的。”

我们正喝得高兴我讲起眉眉家的事情，告诉我爸她姓亢，老家也在省城，他爸爸是后去的半岛。

我爸的表情有些奇怪：“她爸爸是不是叫亢增光？”

我即刻用手机和眉眉通了个电话，她说没错，她爸就叫这个名字。我们都为这种巧合惊讶并兴奋，原来两家的爸爸早就认识，世上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吗？可一听我说完，我爸的脸色却变了，把酒杯一推，撇下我和我妈回卧室躺下了。

当年跟他同考场的两个熟人当中，白脸青工就是眉眉她爸，我爸后来才打听到他叫亢增光。

老天爷真够可以的了，先让我爸在眉眉她爸那个车间实习，后来让他们在同一个考场考试，多年后又让我在三里屯遇见眉眉。她并不总在那个酒吧打架子鼓，我们那天晚上去了那儿纯属偶然，是门口的黑衣人硬把我们忽悠进去的。

我们都把第一次交给了对方。也许应当再晚几个月，甚至几年，就像老人们（谁知道他们的性爱是怎么开始的）一直提倡的。毕竟我们在一次聚会上巧遇、越聊越投缘直至确定关系也没多久。但我们那天实实在在是水到渠成，就像大师笔下交响曲的高潮部分，还不出现的话，听众都不答应。那天深夜我在小巷里被围殴，她在我身后手足无措，一个劲儿哭喊着：“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我没有能力潇洒地战胜那几个向她吹口哨，跟她动手动脚的文身小子，但也没退缩，一次次站起来，保持着微笑，“请”他们向她道歉。他们始终没道歉，也没兑现把我“弄死”的诺言，丢下几句大话便离开了。她搀扶我走出巷口，借着一家小卖店灯箱的光亮，抽出一块块湿巾为我清理鼻血，也用手背擦着自己的眼睛。后来我们就去了她在校外的住处，一进屋，还在黑暗中呢，她就抱住了我。

以后的日子，只要周末她酒吧有活儿，我几乎都会陪着她，之后去她那儿疯狂地做爱。我气喘吁吁地说：“勾魂的鼓手！要命的鼓手！我永远爱你！爱你！爱你！……”她气喘吁吁对我说：“现在你是鼓手了，我是你的架子鼓！我也永远爱你！爱你！爱你！……”

我牵肠挂肚的小鼓手啊，练功时那股子世界独此一人存在的狠劲儿，让我深深地迷恋。她会为某段每分钟152拍的密集、飞快的鼓点一口气打上几十遍，脸颊潮红，发梢湿漉漉地贴在额头，浑身像水洗过一样，两只手的虎口、手指和鼓槌上鲜血淋漓。我只能隔段距离偷偷望着她（带着新买来的酒精、棉签、创可贴和医用纱布），这是我们之间的约法三章。但我仿佛已嗅到她身上混杂着润肤露芳香的汗水气味，那正是我成了“鼓手”而她成了“架子鼓”时最魅惑我，最令我震颤的气息。

让我和她分手，不如先把我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