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量着我，像在掂量一块案板上的肉。
“洗碗？
就你？”
他撇着嘴，露出被烟熏得焦黄的牙齿，“细胳膊细腿的，能行？
一天干十二个钟头，管两顿糙米饭，一个月……十五块，干不干？”
“干！”
我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喊出来的，声音嘶哑。
十五块！
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听到属于我的、能摸得着的钱数。
我用力点头，生怕他反悔。
洗碗的地方在后厨最角落，一个油腻腻的水池子。
旁边是巨大的灶台，炉火熊熊，炒菜的油烟和热气混在一起，闷热得像蒸笼。
水是滚烫的，油腻腻的碗碟堆得像小山。
我的双手很快就被泡得发白、起皱，指缝里塞满了黑色的油垢。
腰弯得久了，像要断掉一样酸疼。
那个胖老板叼着烟，背着手在后厨晃悠。
他肥腻的手会“不经意”地蹭过我的腰，或者捏一下我的胳膊。
“小妹子，累不累啊？”
他喷着烟臭的嘴凑近，“跟叔说说，晚上一个人怕不怕？
叔那儿地方大……”那眼神，黏腻得像厨房地上的油污。
我猛地缩回手，把沾满泡沫的碗碟挡在身前，像挡着一块盾牌。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
我死死咬着牙，低下头，装作没听见，只是更加用力地刷着那些永远也刷不完的油腻碗碟。
指甲缝里渗出血丝，混着洗洁精的泡沫，火辣辣地疼。
那点恶心的念头，像水沟里的癞蛤蟆，让我只想远远逃开。
我离开了那家饭馆。
揣着那几张汗水和屈辱换来的、皱巴巴的票子，我像只受惊的兔子，在迷宫一样的陌生城市里乱窜。
后来，我在一个巨大的、像山一样的制衣厂找到了活计。
车间里永远响着缝纫机“哒哒哒哒”的轰鸣，像无数只疯狂的啄木鸟在啄着你的脑壳。
空气里飘满了细小的棉絮，吸进鼻子里痒痒的，呛得人直咳嗽。
头顶惨白的日光灯管，从早亮到晚，照得人脸色发青。
工头是个精瘦的女人，颧骨很高，嘴唇薄得像刀片。
她走路像阵风，手里永远攥着个硬皮本子，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视着每一排缝纫机。
“动作快！
快！
没吃饱饭啊？
这批货赶不出来，都别想拿工钱！”
她的尖嗓门能轻易穿透机器的噪音，扎进每个人的耳朵里。
“你！
线头没剪干净！
返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