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亚的笔尖终于落下，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这次他没再提及数据错误或袖口的气味：“内务部可以伪装三列诱饵列车开往摩尔曼斯克，真正的专列将拆解成民用卡车编队，沿拉多加湖冰面运输线前进。每辆车配备两名曾参与冬宫保卫战的老战士，他们的驾驶执照能骗过德军所有哨卡。”
我注意到他特意加重了“冬宫保卫战”四个字——那是1917年的旧勋章，比任何伪造文件都更有说服力。当这位内务人民委员开始用行动而非怀疑审视计划时，会议室的气氛突然松快了些，仿佛听见冰层下的潜艇终于转向。
伏罗希洛夫的元帅杖重重磕在地板上，震落了地图边缘的雪粒：“就算要去，也得等西方面军拿下勒热夫，至少拔掉德军在西北方向的牙齿——”
“列宁格勒等不了。”我指向地图上用蓝笔圈住的“基洛夫工厂”，那里的齿轮每停顿一分钟，就意味着十辆T-34推迟出厂，“当我们在这儿争论路线时，列宁格勒的工人正用冻僵的手给炮弹刻字，护士正用自己的口粮喂伤员，孩子们正把德军传单折成纸船，放进拉多加湖——让它们漂向柏林，告诉希特勒，我们的船，永远朝着胜利的方向。”
米高扬突然从帆布包里掏出个铁皮盒，里面装着发黑的甜菜糖块：“这是列宁格勒最后一批甜菜榨的糖，日丹诺夫同志说，每块糖都粘过德军的弹片。”他递糖时，袖口露出的冻伤与我在会场抚摸麦穗时的划伤重叠，“他们现在连甜菜根都磨成粉当燃料，却把最甜的部分留给前线。”
糖块在齿间碎裂的瞬间，我想起1919年在察里津，同样的甜混着硝烟味，同样的信念在重围中发酵。马林科夫递来的干部名单上，列宁格勒党委成员的名字后标着“1941年12月牺牲”的红叉，最新补充的名字是“伊万·西多罗夫”——和我曾经的姓氏只差一个字母。
“就这么定了。”我敲了敲桌面，让糖块的碎屑聚成列宁格勒的轮廓，“明天凌晨三点，我以‘钢铁人民委员’的身份随运输车队出发。莫洛托夫同志，你负责向英美使节透露‘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近郊视察’；贝利亚同志，确保冰面下的潜艇在我们通过时沉默；朱可夫同志，把西方面军的佯攻时间定在我们过桥的那一刻——让德军以为我们的元帅杖，真的能劈开冰湖。”
朱可夫突然站起，军大衣带起的风扑灭了桌上两根蜡烛：“我陪您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前天来电，说守军把每栋楼的外墙都凿成了射击孔，连幼儿园的积木都堆成了路障——他们需要看见，当年在察里津烧粮仓的人，现在要在列宁格勒的冰墙上点火。”
“你留在莫斯科更有用。”我按住他肩膀，感受着勋章带硌手的硬度，“当我们的卡车碾过德军封锁线时，需要你的地图上多出十个红色箭头，让希特勒的参谋们在柏林的地堡里算错小数点。”
谢尔巴科夫突然举起份油印传单，那是德军空投的劝降书，背面不知被谁用红笔写满了列宁格勒市民的决心：“他们说，‘我们的牙齿是钢铁，喉咙是火山，就算咽下最后一口雪，也要喷向法西斯的脸’。”他的声音像在朗诵《共青团员之歌》的歌词，“这样的人民，值得他们的领袖穿过封锁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