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塔上，少女学徒用弹壳刻《国际歌》歌词——她就是会场用德军骨灰写作文的女孩。改小的工作服袖口露出与我相似的茧子：“刻完最后一个音符，坦克就能听见歌声，就像我们在防空洞听见您穿透轰炸的声音。”锻工师傅敲响扳手，全厂锤砧齐鸣，火星冲上夜空，与克里姆林宫灯火连成钢铁星河。
贝利亚送来新战报时，我正在工厂办公室啃黑面包。列宁格勒南线反扑被打退，冰面司机用卡车残骸堆堡垒，每个车头都贴着大会速记稿。他钢笔悬在笔记本上，看我用麦粒摆反攻路线——那些德军粮仓的种子沾着我体温。“您的部署，”他终于落笔，“比任何地图都精准。”
离开工厂时，东方泛起铁青色。女工们追上来塞给我热轧履带碎片：“带着这个，战壕里也能种出胜利麦穗。”我摸着口袋里的滚烫金属，忽然明白，所谓伪装早已在千万次捶打中脱落。当第一缕曙光爬上克里姆林宫红星，捷尔任斯基工厂的焊花仍在飞溅——那是千万个“阿列克谢·西多罗夫”在熔炉中锻造，最终熔铸成同一个名字：斯大林。
凌晨四点，办公室台灯下，我展开少女代表的作业本。用德军骨灰写的字迹在火光中格外清晰，每一笔都像刺刀寒光。窗外，《国际歌》余音仍在雪原回荡，与工厂锻锤、前线枪炮、人民怒吼共同谱成钢铁交响。指尖划过作业本上的“胜利”二字，我知道，从接过旧党章的那一刻起，从握住工人老茧的那一刻起，从听见千万声“乌拉”的那一刻起，约瑟夫·斯大林的熔炉，正锻造着永不熄灭的黎明。
我要去列宁格勒！
千重铁壁锁寒城，十万冰河裂甲声。
且看红星熔雪处，一杆纛影破霜行。
1942年1月2日凌晨五点，克里姆林宫的花岗岩走廊还凝着夜霜。我握着黄铜门把的手掌沁出热汗，门内传来朱可夫用烟斗敲击地图的笃笃声，混着莫洛托夫钢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响——国防委员会紧急会议比原定时间早了半小时，圆桌上的搪瓷茶杯还腾着热气。
“斯大林同志，列宁格勒方面军刚发来急电。”莫洛托夫推了推夹鼻眼镜，镜片上的哈气在晨光中消散，露出眼底青黑的疲倦。这位外交人民委员此刻穿着磨旧的军大衣，领口还沾着昨夜起草《租借法案》备忘录时的墨水渍，“德军北方集群增调三个师至拉多加湖南岸，‘生命之路’运输量骤减27%。”
地图上的列宁格勒像被铁钳夹住的红星，蓝色封锁线在城外30公里处收紧，唯一的红色细线沿着湖岸蜿蜒——那是用卡车残骸和士兵血肉铺就的补给线。我指尖按在“拉多加湖”三个字上，想起昨天那位破冰船女领航员，她围巾上的冰棱至今还冻着德军潜艇的残骸碎片。
“让我去。”话脱口时，伏罗希洛夫手中的元帅杖正在桌面上敲出节奏，这位察里津时期的老战友猛地抬头，勋章带在军大衣上绷出锐利的角：“胡闹！德军轰炸机每天在湖面上空画十字，您的专列连莫斯科近郊都过不了！”
朱可夫的烟斗在“施吕瑟尔堡”位置敲出焦痕：“伏罗希洛夫同志说得对，芬兰军队在卡累利阿地峡屯了两个集团军，您的座机只要敢飞临拉多加湖——”他突然停住，盯着我食指在地图上划出的冰面路线，那道痕迹正穿过德军密集的防空火力网。
